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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工业广大离休干部亲历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他们在核工业的创建、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是中国核事业发展的奠基者、核工业发展的开拓者和核工业精神的书写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集团公司社会事务部继续联合宣传文化中心，组织并且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致敬光荣历史”离休干部口述核史活动，采访了核工业创建、改革和发展历史中各领域的离休干部典型代表，挖掘其与核工业共成长的历程、参与的管理和技术突破与贡献，留存珍贵人物形象和历史记忆，完善核工业档案内容，传承核工业文化精神，赓续红色基因，为集团发展汲取奋进力量。

  九月初的昆明，暑气渐消，空气清爽。上午的阳光漫过一楼的窗户，铺满整个客厅。窗外，一丛三角梅开得正盛，枝影隔着玻璃，在靠近窗边的地板和墙面上投下淡淡的影子。

  靠近窗边的椅子上，张瑞芳端坐着。她穿着一件墨绿色西服上衣，襟前整齐缀满了各项奖章和纪念章，在光线下泛着温润的光泽。

  这位历经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时期的女性，曾在我国第一颗的研制战线上，肩负安防保障等工作，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兵。

  我们相对而坐，提问时，需要把话音放慢、提高，她听得认真，时而微微侧耳。她的回答总是来得很缓，每说几句，便有一阵平缓而深长的呼吸声，仿佛话语本身也需要从岁月里慢慢地抽出来。

  就在这一问一答、一呼一吸的节奏里，那些属于“火药”“草原”与“绝密”的岁月，在这个被阳光浸润的上午，缓缓地浮现了出来。

  1951年，初中毕业的张瑞芳在云南祥云县带头响应党和政府“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号召，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军干校，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这并非她第一次报名——此前因女兵名额仅4%，她遗憾落选，回到学校又读了半年。

  她的童年正值抗战烽火。日军全面侵华、山河破碎的岁月里，战火甚至波及了她的家乡。“我全家深受其害，日寇在滇西投下细菌弹，家人前后共有13人遇难。”想起那段经历，她面带苦涩，“当时，母亲带着我和妹妹，靠打零工挣扎求生。还是在伯父的帮助下，我才勉强读到了初中。”

  生活的磨难让她早早学会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祥云县地下党活动活跃，她参加云南新民主主义青年同盟，发动群众配合解放县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担任妇女工作及县、市学生会主席及委员。尽管初中毕业考了全县第一，她却自认基础不牢：“我是断断续续边打工边学习。”对于报名参军，她的想法朴实而直接：“我没有条件继续读高中，从军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后来军校扩招一批政治条件好的适龄社会青年。与她同批北上的社会青年里，有一位叫杨彦西的青年引起了她的注意。命运的伤痛如此相似——杨彦西的母亲同样丧生于细菌弹，姐姐带着他历尽艰辛。共同的苦难，成了两人最初的精神纽带。

  历经汽车、轮船、火车二十多天的辗转颠簸，他们终于从昆明抵达了当时位于河北通县的中国人民第一炮兵技术学校，穿上了崭新的军装。北方的风沙与严寒是他们面临的第一个考验，但比起过往的苦难与报国的热血，这一切都不算什么。

  军校的第一课是深刻的思想洗礼。听完“中国的保尔”、老军工吴运铎的报告，张瑞芳和同学们内心受到巨大震撼。“决心要把一切献给党，有多大力就要使多大劲，为部队的军械事业努力奋斗。”这份信念，从此深深刻进她的生命。

  然而，真正的“战场”在文化补习课上。课程要求将数理化提升至高中水平，对基础薄弱的学员犹如天堑。“杨彦西困难最大，他只读到小学二年级，几乎是从零学起，不简单。”张瑞芳回忆道。

  她清楚地记得杨彦西拼命的模样：“别人休息，他在学习；晚上熄灯了，他找地方学。”许多同学自发在课余帮他补习加减乘除。当他第一次考试拿到及格的3分时，他“那个高兴劲儿比其他同学得5分还高兴”。

  这份从绝境中迸发的坚韧，深深打动了她。最终杨彦西成绩全部及格，部分达优良，被树为全校典型，荣立二等功，出席了华北军区先进模范大会。1954年毕业时，他因成绩优良再立三等功。

  张瑞芳同样很刻苦，凭借从小劳动练就的动手能力，车、钳、锻、焊、木工等科目全部拿下满分。在军械学校寒风与灯火中并肩“闯关”的岁月，让两颗从苦难里成长起来的心，紧紧靠在了一起。

  1954年，张瑞芳从军校火弹系毕业，被分配到145厂担任军代表，负责军品验收。一次在抽查一批122榴弹炮弹药时，她敏锐察觉两个药筒内的药包存在疑点，立即上报，并坚持对整批产品开箱检查。

  厂里有的人觉得这是“小题大做”，试图搪塞。张瑞芳斩钉截铁：“必须检查，否则我不签字。”在她的坚持下，最终逐一检查了整批产品，隐患得以清除。她在厂里由此出了名， 大家都知道了这位“不讲情面”的女军代表。

  后来，因部队编制调整，她脱下军装，转业到145厂车间成为一名普通工人。身份转变，但她身上那股劲没变。她很快带领工人们投入到一项紧急任务中——生产用于防护镜的“保明片”（滤光片），以防止战士眼睛被强光灼伤。当时缺乏成熟工艺，她主动找来苏联资料作为参考，与技术人员共同钻研。“我们不会做胶片，就组成研究小组做多元化的分析、试验，边学边做。”经过反复试制，“保明片”终于研制成功并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最后做出来约30万盒，一盒是6片。”因为贡献突出，张瑞芳被评为太原市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后又被推选为山西省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

  同样在太原，她的未婚夫杨彦西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247厂担任军事代表。 在太原这段共同奋斗的岁月里，她与杨彦西的感情也瓜熟蒂落，于1956年结婚。

  平静的生活在1959年迎来转折。1958年底，杨彦西接到一纸调令，于新年第二天启程，前往北京二机部九所报到。她后来才得知：“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国家抽调了一批组建核武器研发队伍。他被调去17号工地，是去搞的。”

  1960年，杨彦西被派往河北怀来的工程兵试验场，参与建设我国核武器研制初期第一个小型爆轰试验场——“十七号工地”。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63年3月，随后随九所人员迁往青海省海晏县，投身于代号为“221”的国家核武器研制基地。

  “北京来了调令！”1963年7月张瑞芳也接到调令，被组织照顾调往青海的221基地工作。消息传来，厂里领导和工友都很不舍，离开那天赶来为她送行。“厂里面派车把我送到火车站，一些来送站的工友都哭了，我也哭了。”她告别奋斗近十年的太原，带着年迈的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踏上西行的列车。

  初到高原，生活的艰苦远超想象。“当时厂里没有房子，母亲和两个孩子被安置在西宁杨家庄大院，与我们分隔两地。”需要乘厂车往返探望，常常几个星期才能团聚一次。后来全家勉强住到一起，但也只能挤在分配的临时住处。“我们家和另外两家人合住一套两居室带厨房的套间，因人口多，我们住了最大的一间。”张瑞芳一边用手在空中描画一边说道。

  生活刚刚稍有安顿，她便全力投入工作，先后在标准化组、二分厂工会及实验部技术安全科任职。1964年初，实验部副主任苏耀光向她明确任务：我国首颗已进入关键冲刺阶段，放射性安全防护至关重要，一定要尽快建立放射性安全防护体系。面对这项从零开始的工作，她带领全科人员展开调研、完成本底调查、制定防护方案，并邀请科学家王淦昌讲解辐射防护知识，选定并建设了符合标准要求的核废料填埋场。

  每次核装置冷试验结束后，张瑞芳都带领科室人员组建清理队，做试验后场地的清理和洗消。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二二一厂撤销。因制度严格、操作规范，全程未发生人员超剂量照射事故，也为当地留下一片洁净的土地。她也因此受到了实验部的表彰。

  然而，就在各项工作紧张推进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降临。1964年4月，核产品进厂进行次临界试验和冷试验。张瑞芳和保卫科长胡伯鑫到火车站接产品。因为是第一次，所以大家都高度紧张，最终护送产品安全抵达试验场地。恰在此时，当地流行脑膜炎，她留守西宁的小儿子不幸感染，病情急剧恶化。待她和丈夫杨彦西赶回西宁，孩子已不幸离世。

  数十年后说到这件事，她仍难掩痛楚，言语中带着深切的遗憾。可在那时，她和丈夫没时间沉浸于悲伤。“国家的事到了节骨眼上，一分钟也耽误不起。”匆匆处理完孩子的后事，将家人接进厂区安置好后，两人便强忍哀痛，几乎同时返回了各自的岗位。

  1964年6月6日，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在二二一厂成功完成，这是我国第一颗爆炸成功前的关键试验。“消息传来，大家开心得都跳起来。”张瑞芳回忆道。作为实验部技安科负责人，张瑞芳拥有全场通行的权限，终日奔波于各分厂之间，协调安全员、巡查风险点。而她的丈夫杨彦西，此时正远在新疆罗布泊试验场，为马上就要来临的历史时刻进行紧张的后勤保障。

  爆轰模拟试验成功后，张瑞芳的工作才起步：组织参试人员逐个进行剂量检测、指导洗消、更衣，直至全部合格方可撤离，这项工作持续了很多天。其中，在第四天，一分厂102车间突发铀材料切屑燃烧事故，整个车间遭到污染，需要对车间马上进行清理。情况紧急，张瑞芳立即带队赶赴现场。洗消由消防队用水枪冲洗墙面，她的团队则紧急清理地面。由于污染范围广、人手紧张，向领导汇报后，调用了实验部其他参加试验的人员（因保密的原因，外人是不允许介入的），大家穿戴好防护服，由领导带队，经过两天的突击，终于将车间的污染清洗整理干净，使之符合了安防要求。

  首次核试验的安防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科室因此受到表彰。在实验部工作的五年间，她参与了全部冷试验的安防保障，未发生一起重大事故。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杨彦西在七十多公里外的观测点，目睹了那道支撑民族脊梁的闪光。蘑菇云腾空而起时，人群沸腾，他激动得跃起摔倒——这个镜头被历史胶片记录了下来，在央视播出的我国第一颗爆炸成功的纪录片中，那位戴着大口罩、兴奋跌倒的人，正是他。

  同一时刻，张瑞芳在云南省大理市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得知了我国第一颗爆炸成功的消息，也高兴得跳了起来。夫妻二人一个在戈壁，一个在高原，以不同的方式，见证了同一个梦想的实现。

  “在‘两弹’事业中，我俩只是众多参与人员中的两个很小的小人物。”张瑞芳后来平静地说，“但我们却为能够去参加了并尽一份力而感到自豪。”

  当被问及想对如今的核工业青年说些什么，她轻轻整理了一下衣襟，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你们要加油，不怕难，不怕苦，把‘两弹一星’精神传下去。”话音落下，她轻轻点头，目光温暖而笃定。

  窗外，昆明秋日的阳光依旧温煦。那些关于使命、牺牲与坚守的岁月，都沉淀在这句平实的话里——轻，也重。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